刘炳凡妇科学术经验提要勾玄

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刘炳凡，一生致力于临床医疗实践和中医理论的研究，1972年刘老明确提出：“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脾胃”的学术见解，以其深刻地 体现了中医学术的临床特征，逐渐受到全国中医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现在已成为中医临床界的共识，在国内外中医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刘老常说：“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脾胃，因脾胃有如人体的内燃机，其功能所至，如纳化饮食，生会营卫，充五脏，实四肢，外关九窍，内养七神，固护卫 表等，皆以脾胃之气为本，使治而不治者，达到不治而治”。刘老这一思想，既是理论的高度抽象，也是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观其六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无不是这 一学术思想的深刻反映。内科如是，妇科亦复如是。兹以此为线索，将其六十余年所积累的妇科学术经验，拟从学术见解与临床经验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勾玄提 要，供同道参考。
学术见解
在妇科领域里，能深刻体现刘老独特学术见解的观点，最主要的有“脾为女子之本论”、“通补奇经论”两个方面，分述如下。

1、脾为女子之本论
前人有“肝为女子之先天”说，后世从之者多。又因有“经水出诸肾”、“胞胎系于肾”的学术观点，因此，妇科从肾立论者，亦复不少。但刘老认为：女子以血为 本，而血之生化在脾胃，故认为“脾胃为女子之本”，现在根据我们的理解，从经、带、胎、产等4个方面，作一初步而粗浅的研究。

(1)、月经与脾胃
月经之常乖，虽以“天癸至”、“任脉通”为条件，但与太冲脉气血的盛衰，尤为密切。正如清．沈又彭所说“月事是经血，由太冲而来……月事不来、不调及崩， 是血病，咎在冲脉，冲脉隶阳明”（《沈氏女科辑要》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页）。冲脉为涵蓄、贮存和调节脏腑经络气血的脏器，有“血海”之称。但其气血之 盈亏，又直接受脾胃功能旺衰的影响。脾胃功能旺盛，气血生化有源，则气血充足而冲脉有血可藏，血海满盈，故月经应时而下；脾胃功能衰弱，则气血生化不及， 冲脉无血可藏，血海不能应时而满，因而，可导致月经后期、量少、闭经、不孕等病症的发生。脾为统血之脏，若脾气不足，血失所统，则又可导致月经先期、量 多、崩漏等病症的产生。月经之生发，以天癸为物质基础，而天癸是先天之精气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胎孕亦源于先天之精气而系于肾。由此可见，妇科病与肾的 关系尤为密切。然则，先天之精气主要依靠后天水谷之精气的不断充养，始能保持其“实而不满”的充盈状态而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故刘老常常告诫我们：“临床 中应注重后天脾胃的调理，即使肝肾有亏，亦应重视调理脾胃，因为只有资助后天，才能滋养先天”。关于先后天的关系，陈修圆说，可为刘老经验之张本。陈修圆 说：“人之即生，以后天生先天，全赖中宫输精及肾，而后肾得补益”。（陈修圆《女科要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由此可见，先天精气（肾）的盈虚与后天 精气（脾胃）的盛衰，直接相关，并受其影响。可见“经水虽出诸肾”，而实资仰于脾。

2)、妊娠与脾胃
妊娠之后，胎儿全赖脾胃化生的气血以滋养。脾胃强健，气血生化有源，则胎儿得养而发育正常。反之，则胎儿失养而发育受到影响。因此，有“胎儿生发虽主肝 肾，而长养实关乎脾胃”（张璐《张氏医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之说。综此以观，可知胎孕虽与肾密切相关，但其长养实赖于脾。

(3)、带下与脾胃
带下为妇女生理之常。脾肾 蕴，气血充盈，则带下绵绵，滋润阴窍，勿令燥涩。若脾肾不足，精气血液不能化生带液，阴窍带液减少，则将失其滋养滑润而干涩疼痛。
水湿之运化，脾为其主。若脾运失司，则水湿不行而为病理之产物。若此水湿之邪偏渗阴窍，则滋养阴窍之生理带下又转而为带下之病矣。因此，带下之病，虽关乎 带脉，而实为脾肾功能失常所致。是以带下之病，又当以脾肾为主。然则，肾中精气之衰旺，实又与脾胃功能之常乖相消长。倘脾胃健运，纳化有常，则既可转水谷 之精微充肾以养肾，使肾之蒸腾气化有常，肾之蒸腾气化有常，则自无水邪之害；又可运化水湿，使水液代谢正常，水液代谢有常，则自无水湿偏渗之害。是以带下 生理病理，实与脾胃之关系最为密切。

(4)、产后与脾胃
临产失血过多，则产后抗力减弱而容易患病。虽则病因于产后失血，但气随血耗，实则气血俱不足之证也。然则，气血生化之源头在脾胃，果脾胃健运，则纳化有常，而能运化吸收水谷精微，化生气血以复产后之虚。是以产后之康复与调理，实与脾胃最为相关。
刘老综合上述脾胃与妇女生理病理特点的关系之认识，在其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提出了“脾为女子之本”之新观点。这一学术见解，既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如上 述），又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以下再论）。因此，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由于刘老丰富的妇科临床经验，全部体现着这一新的学术观点，故不再举例。

2、通补奇经论
冲任督三脉，皆起于胞中，而胞宫又是主月经与孕育胎儿的主要器官，带脉则环腰一周，以约束诸经，与带下相关。女科有别于男子者，在有经带孕产。故知冲任督 带四脉与女科关系之密切。《黄帝内经》载：“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可见，妇女月经的正 常来潮，及胎儿之孕育，除了“天癸”这个基本物质“至”以外，“任脉通”“太冲脉盛”亦是最基本的条件。
从生理的角度分析：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具有调节阳经气血的作用，且能统摄诸经阳气，温煦胞宫；为“阴脉之海”的任脉，具有调节阴经气血的作用，且能主 持诸经阴气，滋育胞宫，主持胎孕；有“十二经脉之海”、“血海”之称的冲脉，有涵蓄调节十二经气血的作用，为全身气血的要冲。月经的主要成份是血液，故与 之直接相关。

从病理的角度考虑：若冲脉血海空虚，则十二经之气血亦因之而不足，故此可出现月经不调，经行量少，或孕则胎萎不长；冲脉气血滞涩不利，则十二经之气血亦因 之而不利，故此可出现少腹、小腹胀痛，月经不调。任脉虚损，则不能滋育胞宫及妊养胎元，可引起月经过多、崩漏、胎漏等冲任亏损之变；若任脉不通，则可能出 现痛经、月经后期、月经量少、闭经等病症。督脉不固，带脉失约，既可出现腰腿酸痛、月经漏下不止等病症；亦可出现带下绵绵、不孕、堕胎、小产等病症。 基于奇经与胞宫及女性生理病理之密切关系。故其治疗应注意奇经用药。虽然，前人有“八脉隶于肝肾”、“治肝肾之药，即是奇经之药”的观点，但刘老认为：从 实践的观点看，治肝肾之药，并不能尽达奇经。因此，刘老极为赞赏叶天士“论女科，须究奇经”的论点。对叶天士用奇经药治疗妇科疾病的经验，作了深入的研 求，并在临床实践中运用总结，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用药经验。如以鹿角胶、鹿角霜、紫河车、骨碎补、附片、肉桂、巴戟天、紫石英等以温补督脉；用 菟丝子、龟版、龟胶、阿胶、杜仲、潼疾藜、枸杞子等以滋补任脉；用桑螵蛸、金樱子、芡实、鹿角霜、山药、白术等固涩带脉；用紫石英、半夏等以镇冲脉等。
此外，月经病异常日久，离经之血，即是瘀血，且“久病必有瘀”，瘀血阻滞经脉，任脉气血运行不畅，则血又难循经脉而溢出脉外，故可发生月经量多，月经先 期，经期延长、崩漏等病症。如河床淤塞，河水四溢；若仅为脉道瘀塞不利，则又可发生月经量少，月经后期，经期延长、闭经、 瘕、不孕等病症。因此，不仅要保持奇经精气充足，冲脉气血旺盛，注意用药调补奇经，而且应注意保持任脉、冲脉气血通畅，注意通调奇经药的运用。如当归、川 芎、桃仁、玄胡、香附、益母草、 虫、水蛭、桂枝等。
刘老基于上述认识，认为“究奇经”，不是一味的只注意奇经精气不足之虚证而用补奇经之法，而是还要充分注意奇经经脉之滞而用通利奇经之药。因此，对叶天士 “论女科，须究奇经”之说，结合他自己的实践认识而予以发挥，提出了“通补奇经”之说，既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亦有丰富的实践依据。试举病案一则，以佐证 之。

【不孕】案：肖某某，26岁。婚后4年不孕，月经尚属正常。只是晚上常有腹痛胀，阴道分泌物减少，有时感腰背痛，精神不振，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证 属奇经虚损，冲任气血不利。方用归芪六君子汤加味健脾助化，资助后天以培养先天以顾冲任之虚，以菟丝子、杜仲、枸杞补任脉之精气以助孕，佐温经活血，化瘀 通络疏通任脉冲脉脉道之品，以保持冲任之通畅。处方：北黄芪18克、当归12克、党参1 2克、白术10克、云苓12克、炙甘草5克、广陈皮5克、半夏5克、鸡内金3克、西砂仁3克、菟丝子15克、杜仲12克、枸杞12克、白芍1 2克、附片3克、丹参12克、鸡血藤15克、水蛭10克、肉桂1克（同煎），水煎服，每日一剂。守法守方，稍事调整，坚持治疗4月余，诸症消失而孕。

经验勾玄
近几十年来，就诊于刘老的病人，绝大部分都是久经常法治疗而无效的难治性疾病。病情复杂，因此，刘老愈疾，常数法并用，所谓有杂合之证即有杂合之方，药味 亦常在14~19味之间，看似杂乱无章，漫无纲纪，变化无常。然则，万变不离其宗，法虽多，却无一不是“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脾胃”的具体体现。有 制之师，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兹以我搜求到的临床资料为据，从治法的角度分析介绍，以点带面，意在以此而窥刘老妇科临床经验之一斑。

1、药取中正平和，重在健脾养阴理血
“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脾胃”，“脾胃为妇女之本”，这是刘老一贯的学术主张，故以健脾助胃资其气血生化之源而图本的治法，也就成为刘老治疗妇科疾 病的基本大法。这一治法，既有其理论渊源，又有其实践基础，符合“科学的抽象”这一科学的原则。因而，投剂辄中。妇女以血为用，血常不足，是其生理之常； 月经以太冲脉冲盛，任脉通为基本条件。因此，刘老在健脾助胃的同时，常结合养血补血以盛脉，活血化瘀以通任脉，为正常经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又因为精血互 化，经病日久，不仅气血耗损，经脉滞涩，且阴亦受伤。故刘老常在健脾理血的同时，结合养阴之法。刘老认为：补阴养阳之法，不可忽视。只有补阴以配阳，才能 保持阴阳中和平衡的状态，机体的动态平衡才能维持，疗效才能巩固。否则，仅补脾益气，气虽可复而阴不足以副丽之，则其效也必不能久长。因此，刘老常常综合 健脾理血养阴之法于一法之中，作为妇科疾病治疗的基本大法。具体方药，亦常相对稳定。如健脾助胃方面，常选归芪六君子汤（健脾益气，养血生血）或丹芪六君 子汤（健脾益气活血）加鸡内金、麦芽或山楂（又能养阴生津、活血消积）、砂仁（又能醒脾化湿）、澄茄（又能温中消胀）等；理血方面：常选当归、白芍、丹参 等活血养血补血；选蒲黄、灵脂、元胡等活血行血止痛；常选蒲黄炭、灵脂炭、荆芥炭、仙鹤草、（前3味被同行誉为刘氏三炭）活血行血止血；常选桃仁、水 蛭、 虫等攻逐凝瘀，通经开闭。养阴方面：常选女贞子、旱莲草或生地、白芍、淮山药、枣皮之属。如此方药，看似平淡，而实寓神奇。盖此平淡，实为精纯，乃针对妇 科疾病的根本矛盾而立法组方者，绝非泛泛之轻描淡写者可比。此平和中正之方正与老庄无为之大道同理，大道无为因而无所不为，其偏、倚、峻、险、怪异之有为 取巧者，岂可与之同日而语。天地无为，日月因之而行，万物因之而生。造化之机，自自然然，平平常常而神妙莫测。是知天地之间，凡神奇者，无不精纯，凡精纯 者，无不平淡（虽然，平淡者，来必尽神奇），切不可等闲视之。刘老此平淡之方，来自六十余年的垂炼，起危笃、决疑难，愈人之难愈，治人之不治，于平正之中 见功夫，稳重之中获奇效。兹举月经先期、月经量多、经期延长、经漏、崩漏、闭经等六种不同的病症，以资隅反。

【月经先期】案：郑某某，48岁。近半年来，月经常提前8天左右，量多，且淋漓不尽，常延至7天以上。伴面浮、乏力、口干、乏味，大便1日2次不稀，舌质 淡红、苔薄白、脉沉细。治宗健脾、理血、养阴大法，方用黄芪六君子汤加砂仁、鸡金，益气健脾助胃；三炭、仙鹤草活血行血以止血；二至丸、淮山药养阴补阴。 以其面浮（面肿为风）故加桑叶启皮毛，宣肺气而疏风邪，黄芪配茯苓，亦可益气利水消肿，故不再增利水消肿药；以其口干，故另用参须，木蝴蝶泡水代茶饮，益 气生津以润燥。处方：黄芪15克、党参12克、白术10克、茯苓1 2克、甘草3克、陈皮5克、半夏5克、西砂仁3克、鸡内金3克、蒲黄炭10克、灵脂炭10克、荆芥炭3克、仙鹤草15克、女贞子15克、旱莲草10克、淮 山15克、桑叶10克，水煎服，每日1剂。另方参须10克、木蝴蝶3克，泡水代茶饮。先后来诊3次，守方不变，服药40余剂，月经准期，量中，5天尽，余 症次第消失而愈。

【经期延长】案：王某某，23岁。近半年来，经期延长，淋漓不净 10余日，呈浓咖啡色。伴经前轻度不适，腹痛，舌淡苔薄，脉细弱。以健脾理血养阴为治。方用归芪六君子汤加鸡金麦芽，益气养血，健脾助化；三炭、仙鹤草活 血止血；二至丸养阴。处方：北黄芪12克、当归10克、党参12克、白术10克、茯苓12克、甘草3克、广陈皮5克、半夏5克、蒲黄炭10克、灵脂炭10 克、荆芥炭5克、仙鹤草15克、女贞子15克、旱莲草10克、鸡内金5克、麦芽12克，水煎服，每日1剂。共服28剂，月经期、量、色、质均恢复正常。

【月经量多】案：郑某某，47岁。近年来月经量多，每次约用纸2～4包，第2～3天量多如注，后淋漓不尽，迁延10余日以上，且常先期，甚或1月2次，经 色黑，夹紫黑凝块。伴腰痛，手足心热，眠差梦多，神疲气短，肢软无力，食少纳呆，口干喜热饮，二便可，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小。（西医诊为功能性子宫出 血，更年期综合证）治从健脾、理血、养阴入手。方用黄芪六君子汤加西砂仁、鸡内金，益气健脾助胃；三炭，仙鹤草活血化瘀止血；二至丸养阴。以其眠差梦多， 故加炙远志、枣仁，养心安神以改善睡眠质量。处方：北黄芪15克、党参12克、白术 10克、茯苓12克、甘草3克、广陈皮5克、半夏5克、鸡内金4克、西砂仁4克、蒲黄炭10克、灵脂炭10克、荆芥炭5克、仙鹤草15克、女贞子15克、 旱莲草10克、酸枣仁10克、炙远志3克，水煎服，每日1剂。先后就诊四次，服药50余剂，除月经周期仍不准外，余症全部消失，直至顺利渡过更年期。

【经漏】案：罗某某，23岁。稍劳累或房事后即阴道流血已10个月。颜色先鲜红后转暗红色，为血性分泌物淋漓约3天。伴经期延长、经量多夹凝块，经前腹 胀，腰痛，大便稀，日行2次，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细，治宗健脾理血养阴大法。方用归芪六君子汤，加砂仁、鸡金，益气生血，健脾助化；三炭活血化瘀止 血；二至丸养阴。以其经漏日久，加白芨敛涩小血管以止血；以其伴腰酸痛，加淮山、枣皮养阴补肾以止腰酸痛。处方：黄芪15克、当归10克、党参12克、白 术10克、茯苓12克、甘草5克、广陈皮5克、半夏5克、西砂仁4克、鸡内金4克、蒲黄炭10克、灵脂炭10克、荆芥炭5克、仙鹤草15克、女贞子1 5克、旱莲草10克、白及12克、淮山药12克、枣皮10克，水煎服，每日1剂。服药14剂，漏血已止，腰痛减轻，故于原方中去白及、淮山药、枣皮，加白 芍柔肝以利藏血，又协二至丸以养阴，加澄茄温中以助化。14剂后，患者自动停药，2月后复发，服2诊方28剂，病愈未发。

【崩漏】案：张某某，35岁。经常月经量多，经期紊乱，偶因劳累，血崩如注，西医诊为“功能性子宫出血”，治疗无效。诊见：面色白光白、睑、唇、舌俱淡， 爪甲失华，血仍未止，夹凝块，腰腹作痛，但欲饮水不欲食，伴头晕、心悸、失眠、神疲、气短、懒言，脉弦细涩。治宗健脾理血养阴大法。方用归芪四君子汤，益 气健脾统血；三炭活血止血；二至丸等养阴。另加酸枣仁、远志、大枣等补血养心安神。处方：黄芪15克、当归10克、党参12克、白术10克、云苓12克、 甘草5克、蒲黄炭10克、五灵脂10克、荆芥炭5克、仙鹤草15克、酸枣仁10克、远志（炙）3克、大枣4枚、女贞子15克、旱莲草10克，水煎服，每日 1剂。服药3剂，出血停止，去黄芪加骨碎补15克、丹皮炭10克，并以盐水漱口，降其浮火以愈其牙龈出血。4剂后，去止血药，另加龙眼肉补血养心，鸡内 金、麦芽健胃助化以善其后。28剂，食纳增，面红润，月经亦正常。

【闭经】案：孙某某，25岁。18岁起，月经愆期，量少色淡，经后隐隐腹痛，诊时已停闭4月余，伴头昏、神疲体倦、面色无华，口干纳差，腰酸怕冷，脉细 弱，治以健脾生血。方用归芪六君子汤加白芍、大枣，益气健脾，生血补血，酸枣仁、炙远志、桂元肉补血养心，肉桂补督阳以温经脉。处方：黄芪15克、当归 12克、党参15克、白术1 0克、茯苓12克、甘草5克、陈皮5克、半夏5克、白芍12克、酸枣仁10克、炙远志3克、桂元肉12克、肉桂3克、砂仁4克、大枣4个。水煎服，每日1 剂。服14剂，精神好转，头昏减轻，食纳稍增，去桂元肉，加枸杞12克、女贞子15克补肝肾以养任脉，鸡内金、麦芽健脾胃而助消化，合归芪六君子汤等益气 补脾生血以盛冲脉。又7剂，月经来潮。以归芪六君子汤加味以善后，月经恢复正常。

2、法宗随证治之 变通灵活有序
健脾理血养阴大法，立足于经血之本气血，生命之本阴阳，而以后天之本脾胃为旨归。环环紧扣，着眼于人与病的根本矛盾，妇科疾病发生的普遍规律及妇女生理机 能的特点，注重整体调节。故有普遍的适应性，而能广泛地应用于妇科临床，为妇科多种疾病最常用、最基本的治疗方法。上述所引六例不同的病症，就都是以健脾 理血养阴大法治愈的。然则，此基本治法，只是针对妇科疾病的主要矛盾、普遍规律确立的。因而只具普遍的适应性，而不具特异的针对性。因此，从临床实际来 看，对那极为复杂、千变万化的临床疑难疾病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死守成方，不予变通。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而不可能取得好的疗效。因为，临床上虽以 抓主要矛盾、掌握普遍规律为最首要、最关键的大问题。但是，如果忽视了发病的次要矛盾；忽视了疾病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矛盾的转化规律；忽视了各 种疾病的特殊矛盾；忽视了病人的个体差异性，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矛盾、战胜疾病。因此，刘老在临床中，特别注意处理好一般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处理好主 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注意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根据矛盾转化的规律，或促进矛盾转化，或控制矛盾转化，发挥整体调节之长，促其恢复新的动态平衡。故 特别注意在健脾理血养阴的同时，针对病人的个体差异性及病、证、症的不同，加减化裁，灵活变通，活活泼泼，泛应曲当。真可谓病千变，药亦千变。然则，万变 不离其宗。这“宗”就是“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脾胃”，是以虽曰变通，实非变通。因为这种变通，不是漫无纲纪、茫无定见的乱变，也不是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庸浅之对症而变。而是有原则、有统御，变化之中有不变。故虽千变万化，而仍不失为有制之师，是以能出奇制胜，愈人所不能愈，治人所不能治。这种有 纲纪、有统御之变，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有规律可寻的，绝非泛泛之辨证论治者可比也。切不可等闲视之。
从我们对刘老妇科临床经验粗浅的分析研究来看，其方药变化，虽然繁纷复杂，但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把握，即“不变之变”与“变而不变”。

(1)、不变之变
所谓不变之变，是指在“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脾胃”这个基本原则不变及理血、养阴法和主要方药不大变更的前提下，根据各个不同疾病（包括中医的病、 西医的病）的特殊矛盾和次症（或曰兼证）及个体差异性的不同而增损药物以治之的方法。这种变化的方法，又有 3种不同的变化规律。即药随病变，药随证变，药随人变。

药随病变
所谓药随病变，实际上是在基本方药的基础上，针对各病的基本病机或根本病因起特异性治疗作用的药物。相当于现在常说的专病、专方、专药（其内容不完全相 同）。这条用药思路，取法于张仲景（如《辨病脉症并治》及茵陈治黄疸，瓜萎、薤白治胸痹之类），徐灵胎（如“一病有一病之主方，一方有一方之主药”，换句 话说，也就是“一病有一病之主药”）等历代医家而又有所发挥。如同是需要用活血药，若遇崩漏、月经量多等属于出血性病症，常用刘氏三炭之类；若遇痛经等病 症，则常用生蒲黄、五灵脂、元胡索等品；若遇闭经、不孕症等病症，则又常选水蛭、肉桂、土元之属等等。又如同是需要养阴补肾，一般病症，常先杜仲、淮山 药、枣皮之类；若遇不孕症，则常选枸杞、菟丝子、杜仲、补骨脂、鹿角霜等调补奇经之品；若遇习惯性流产则更增淮山、枣皮、桑寄生等补脾肾固胎元之品；若遇 妊娠腰痛，则又减性温之鹿角霜（兼有活血作用）、补骨脂等。再如同是需要安神，一般病症，习加酸枣仁、炙远志之类；若遇脏躁则常加甘草、小麦、大枣、百合 等品；若遇更年期综合症，则又常加龙齿、小麦、百合等品。又如乳胀，常加鹿角霜、腊瓜之类；乳房肿块则又常加土茯苓、土贝母、鹿角霜（片）、丝瓜络、橘 核、蒲公英等品……。此类变化甚多，且常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试举病案二则，供参考。

中医的传统和出路.陆广莘

欢 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去年，韩剧《大长今》热播的一个出人意料的效果是，重新掀起了国人对中医的热情。尽管有着几 千年历史的中医是中国的国术，尽管中医即便在今天仍在创造这又一个医学奇迹，尽管中医被西方人称为“第五大发明”，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被中医救治、滋 补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它却越来越陌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被边缘化了。那么，什么是中医的传统是什么、它的出路在哪里？ 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广莘先生。欢迎您，陆先生。

首先，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陆广莘先生。

陆广莘教授，1926生于浙江，是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他18岁拜师学医，早年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中医大家，50年代又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系统学习西医理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临床工作和理论研究中，陆广莘教授以其精湛的医术和独特的医学理念在中国中医界享有盛誉，被公认为中国中医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主持人：陆老，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知道您出生于1926年，那算算今年应该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但是见到您，我想如果不知道您的年龄，可能以为您才只有50岁出头，不知道这么年轻的外表和中医的养生之道是不是有关？

陆：可能吧。我想，第一是爹妈给的遗传因素，第二是心态，第三呢中医这门学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主持人：给了您什么样的帮助呢？

陆： 一个就是吃的很少，吃的很少，第二，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禁忌。姜太公叫做百无禁忌，别搞那么多清规戒律，潇洒一点，洒脱一点。

主持人：最早您是怎么走上中医这条道路的？

陆： 我原来是学工的，在日本鬼子的时候，抗战，我学不下去，我们学校的工厂就被日本人没收了，我住的地方被日本宪兵队包围了，这样的话我就逃了。逃了以后就回 家没事怎么办呢？家里父母说，你总得学个本事吧，学个能够混个饭吃的吧，怎么办呢？学一个自由职业，这样就学了中医。

主持人：那后来您进入了大学去学习这个西医的理论，有没有觉得不适应，有没有觉得有的理论其实跟您原来拜师、在实践过程当中所学到的一些实用的技能，其实是不那么一样的，有冲突的？

陆：我到北大呢，是中央卫生部向全国60万中医里头准备找60个人从事中医研究工作。实际上没招满60人，全国只招了43人。干嘛呢？到北京医科大学来学习，学西医。目的就是要接受一下西医的思维方法，从而有一个对立的参考系，好像一面镜子，当你有了一面镜子以后，你就才能找到自己脸上的东西了。

主持人：您通过这面镜子，找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陆：我毕业以后，一直在西医院里呆了30多年，跟西医同道们一起工作，更通过这面镜子里边更感觉到中华医药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财富。

主持人：这些年呢，陆先生是走南闯北，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想走到不同的地方可能也会了解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于中医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您印象特别深，让您觉得特别自豪，觉得中医其实是我们的国粹，应该让它好好地保留下来？

陆：应该说中医当前的形势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全世界大概有140多个国家都有中医，我90年 代初到美国去，我发现，我们北医的有许多原来我的西医同道，有的搞骨科，有的搞别的，都到那儿当中医去了，用中医的办法去为当地人民服务了。我觉得这是一 个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所以我说中医队伍是越来越扩大的，特别是国外，但国内就不一定。国内很多中医同道，好像对中医自己缺乏自信，根本理由就是他缺乏实 践，缺乏用中医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的实践，他没有从这里边尝到甜头，大概是这么一个问题。

主持人：看得出陆先生这么多年来作为一名老中医，对中医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我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广莘先生给我们进行演讲《中医的传统与出路》。

陆：《中医的传统与出路》这个题目，社会上非常关注，或者说中医本来是什么传统，本来面目是什么。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我大胆说一句，百年来，实际上我们中医的传统面貌是被扭曲了，被扭曲了，包括我们的教科书，恕我直言。所以我想对《中医的传统与出路》，我换一个题目来回答，叫中医是怎么大难不死的，是不是比较现实一点？百年来我们遭受了什么大难呢？最早就是1912年我们定大学的教程的时候，就把中医排斥出教育系统之外，就包括我们的北大。然后大家请愿，告到教育部，当时教育部长叫汪大燮，就是决心废止中医，不用中药，这是教育界头一个向中医开刀。1929年，南京政府，刚才我说1912年 是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居然通过了一个《废止中医案》，从行政上废除中医。那么为什么两届政府对中医都要这么下狠心呢？理由，中医不科学。这个“中医不科学 ”的命题怎么来的呢？来自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梁启超当时提个问题，就是说中医“尽能愈病”，尽管你治好病，但是没有人能够把中医的愈病之理，治好病的 道理说清楚，这个问题叫“梁启超问题”。然后接下来1915年，陈独秀《给青年的一封信》里边提出 来，这是因为中医不知道科学，或者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理由有三条，第一条不解人体的构造，没有解剖学，没有解剖定位。换句话说，没有现在说的药理的作 用八点。第二条，不重视药性的分析，没有药物的化学分析，或者叫成分论，有效成分论。第三条，“菌毒传染更无闻与”，细菌和病毒的传染中医没听说过，符合 事实吗？符合事实，因为中医的发生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不是最近五百年的事。最近五百年以来的，从1543年 的人体的构造开始，我们中医没有等到，没有，不可能等到人体的解剖，药性的分析和菌毒的传染。接下来，也是我们北大的胡适，胡适说了这么一句话，陈独秀说 中医不知科学，胡适说西医能治好，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这个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因为它回答了病在什么地 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是科学的。中医呢，他说中医啊，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就是中医说不清楚这个病在什么地 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就是中医没有病因，病理，病位的，没有解剖学，这样呢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科学，严格说来是中医不认识病，所以不科学。

陆：因此到了1935年， 《中华医学》杂志的总编余云岫就提出了“废医存药论”。废，要废掉什么呢？中医的诊疗思想，就中医的阴阳五行，三部九侯之谬，作为废中医的诊断理论而有 余，中医的诊断理论没用，中医诊断理论不知道这个病在什么地方，而诊断的是阴阳五行。第二，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这两句话，作为废中医的治疗思想而有 余。好了，中医的诊断，治疗思想都没有了，但是中医能治好病，这点也承认。他就说治好病的道理在哪里？就是药物方剂，就在药物方剂上。所以研究国药，使用 成方，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所以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20世纪以来，基本上就是用病因，病理， 病位的疾病分类学的诊疗思想来研究中药，研究针灸有效没效，有效在什么地方。解放后，第一次药理学会交流了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和研究院所筛选中药的成果，所 谓筛选，药理筛选，就是用病因，病理，病位的药理学，就是能不能消除病因，能不能纠正病理，能不能作用于八点，这样一个药理学观念来筛选中药的结果，很 惨，绝大多数的中药是阴性结果，这句话是很客气的，就是没效，。少数阳性结果的，有点效的，比同类的西药大大地不如，有点降压的作用不如一瓶呱乙啶，有点 降血糖的作用不如一点胰岛素，有点抗炎的作用，抗菌的作用，不如一点青霉素，完了。1961年，1962年， 这个时候中医工作大滑坡，原来进入医院的那些中医大都退出去了，但是很奇怪，苏联远东研究所研究我们东北三味药，一个是吉林的人参，一个是辽宁的五味子， 一个是黑龙江的刺五加。他们做实验就发现了三个现象，一，血压高的能下来，血压低的能上去，二，血糖高的能下来，血糖低的能上去，白细胞高的能下来，白细 胞低的能上去，这三个现象。英国《New 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引用苏联的研究我们东北的三味药，结果它说，人参在中医里头是作为药中之王，上品，它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医强调是内环境的稳定以抵抗疾病胜于治疗疾病，就homeostasis,稳态，胜于直接治疗疾病，这是60年代。为什么60年代会出现这样一个命题呢？60年 代是一个重大学术转型的问题，这是第一，就是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揭露了什么，揭露在农学里边农药和化肥带来的祸害，这个不用展开 了。医学界向农学进行学习，就发现我们医学界所用的所谓抗菌素什么等等相当于农药，我们的激素，维生素相当于化肥，所以人们就警惕了，说到70年代开始发现药物病，药物公害的问题，现在证明WHO说,全球死亡的三分之一主要来源于药物的不合理的使用，药物祸害。药物祸害带来个什么问题呢？药物大量淘汰，更新，很快新的药，新的药出来没有三年五年又完了，从磺胺到青霉素，一直到万古霉素，寿命很短，就是它的寿命很短，淘汰率很高，因而研究费用也很高，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医疗费用。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结果又带来了对社会服务的分配不公，有钱人治，穷人就是因病致贫，因贫反贫，这样的命题就成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这个医疗危机一直到了93年，有14个 国家进行了一个国际研究计划，这国际研究计划的题目叫什么？《医学的目的再审查》，就是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搞了几千年的医学，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医 学的目的再审查》特别提到这个当代的世界性的医疗危机主要来源于近代医学模式的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什么叫针对疾病的技术？无非是侦查技术 和治疗技术。什么叫侦查技术啊？是努力找病，我们现在发明的那些仪器，千方百计找病，然后我们发明的药物，千方百计地除恶务尽。

陆：那么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效果呢，效果不行，这刚才说了，带来了世界性的医疗危机。那么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下，从60年代以来到了70年 代，就人们提出命题了，就是药物病这样猖獗的情况下，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这个命题来了，就医学要不要承担一个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而不仅是找 病，这样一个命题，所以西方实际上不断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很难，怎么由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化呢？这就是给我们中医带来命题，带来一个历史的责任和世 界的责任。

陆：跟西医不一样，西医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中医的传统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两句话是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 对中医问题的一个批示，说中医药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宝库，是吧，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八个字对我很有启发，中医药之所以大难，就是因为它不是努力找 病，除恶务尽，它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所以中医药的传统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努力发掘什么，努力发掘你身体自己的防卫抗病能力，有没有，那就说93年，美国邀请我去讲学，给我出了个题目，叫做healing force，就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你伤口好了，谁长好的，是你自己长好的，对不对？

陆： 所以中医的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那么它的诊疗思想就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它是个实践必求于本，并不是认识论必求于本，这是 一个重大的区别。所以两首歌曲，一首歌曲就是，你从哪里来，对吧，这是西方的思维。东方的思维是什么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生命是，用中医的说法叫神 转不回，回者不转，生命只能往前走，时间是不可逆的，今天是2006年的2月28日， 过了这一天，没有了，只能往前走，时间拉不回来。生命也是的，生长壮老已，生长化收藏，只能往前走，所以后悔药吃不了。但是西方科学在物质科学的成就上， 给我们带来一个思维方法，就是，一，向后看，问这个哪里来的，这个桌子从哪里来的，第二，它是什么东西做的，说是什么原料，什么成分，就是微观实体的本质 论，病在什么地方，细胞，分子，往下走。第三，原因是清楚的，现行的因果论，病怎么得的，细菌病毒，病怎么好的，方剂药物，好了，SARS来了，禽流感来了，我们盯住了它的病毒，然后把这个所有该杀的杀，鸟啊，鸡啊，该杀的杀，有病毒啊，但是农业部那天在电视里就说了，现在全球的禽流感，死亡100多，感染者多少，感染者是1000万，1000万里头死亡率100多，它是个冰山现象。那么换句话说，1000万里边，大多数人不得病，只有少数人得病。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社会带来的两大问题，一，宣传疾病的恐惧，从而，第二，宣传对药物的依赖，医学有了吗，医学没有了，都是卖药，都是卖药赚钱，医生要靠卖药赚钱，是悲剧，而社会上对疾病恐惧，这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思维方法。

陆：。 中医的诊疗思想有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寻找健康的钥匙。这个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文化传统叫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天地能够产生 生命，这个概念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家可能不太注意，但西方一个哲学家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把中国的哲学翻译成英文的话，是不是可以 这样表述，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最为复杂的世界，但是他没写原文，没写原文，原文中文是什么？没有。我一看，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大德就是宇宙演 化，宇宙演化的最大的伟大的事件是物质世界中出现了生命了，出现生命，这是个伟大的事件。因此中医，就医生嘛，什么叫医生啊？你的对象是生，因此中医的诊 断，阴阳五行，它不是实体论，不是病医学，不是病理学，不是解剖学，是什么？是更高层次的，信息层次上、调节层次上、稳态的层次上去理解生命，健康和疾 病，这是个非常高档的东西，一般人，物质思维的人不理解，所以所谓阴阳五行是不科学的，你看看，韩国，他的国旗就是阴阳，咱们中国人撇嘴，对阴阳五行撇 嘴，实际上说明你是很粗陋，你仅仅是在物质层次上，你根本不懂生命。

陆：五行是什么？五行是神转不回嘛，生命的发展过程嘛，所以说中医的传统是一个学习天地之大德日生，这样一个指导中医诊疗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你这一辈子干什么的，就赞天地之化育，那么我们国家从21世 纪开始提出来科学发展观，其中两个内涵，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背后，潜台词就是长期的是以物为本的，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由物上升到人，这里头中间是生，没 有生就没有人。第二是和谐社会，和谐，这个社会从哪里来的，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有两个现象，第一叫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第二， 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是气度多大，你人活，让细菌病毒都得活，你杀得完吗？某种意义上，细菌病毒比你寿命，比你来到地球上还要早，几十亿年就来了，你 才几百万年，你现在把它赶走，不狂妄吗，杀得完吗？第二，你身体里的细菌数是你的细胞数的十倍，细胞数如果是十的十三次方，细菌数是十四次方，你杀得完 吗？你不是狂妄吗？你越杀，生态破坏，微生态破坏，死于微生态，不是死于那个，上边的细菌走了，下边的细菌来劲了，说得再透彻一点。这个人啊，实际上是细 菌、病毒的寄生体，如此而已，你的百年，你牛气什么，你才二三百万年的历史，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有这样的气度，那么我们就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 生长在这个环境，你活我也活，什么？生态。所以中医是一门生态医学，是一门健康医学，是一门稳态医学，是一门动员医学，中医的传统是个生命的问题，是以人 为本和和谐社会，如果我们的中医的命题里头是几千年的忠实地学习天地大德曰生，忠实地执行赞天地之化育，忠实地去寻找健康的钥匙，那么剧毒药，什么砒霜， 我也可以用啊，对不对，铅，我也可以用啊，这个中药里头的，现在好，一有，说这是毒的，开除出去，那个毒的，开除出去，这种医学是太幼稚了，我们医生的管 理，医学的管理这上面，我们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物质科学的层次，而没有进入生命科学层次。所以英国的Nature杂志的主编采访，新华社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21世纪的前沿是什么，21世纪科学前沿，就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或者说生命系统里的信息科学，而中医就是这么一门医学，它不是物质的，也不是能量，是信息的。

现 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缺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这是自我的他者化，自我从属，是不是，西方一个什么新的，我们就时髦，不知 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各民族中间唯一的一个历史没有中断，文化没有中断的民族，这个民族，所以果然大难，但是可以不死。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 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所以我们做得不够，现代医疗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只占8％， 所以我们从医的人没有必要骄傲啊，没有必要骄傲，你真正治好病是病人自己的，是神气应乎中的效果，这个药治其外，神气应乎中的效果，是病人自己治好的，你 是依靠它，帮助它，学习它。等到八宝山，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告别了，这个时候泡在药汤里也没用了，你说药万能吗，所以别迷信药物，我 们现在的问题要振兴中医的诊疗思想，它的医学模式，它的理论基础，它的基础理论，这些药和方法都是中医的理论指导下，人们就扭曲了，就是我们把医学降低到 仅仅下医的成分。医已病之病是下医呀，中医分三个档次，上医医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中医医欲病之病，将要得的病，下医才是医已病之病的。

陆：中医的出路，16个 字，厚德载物，就是大家知道清华的校训吧，厚德载物，就是你这个德行要厚德，你才能把物质科学的成就拿过来，不是排斥它。第二句话，合而不同，厚德载物 啊，要合而不同，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那种把西方的科学称为唯一的科学，就把中医否了，那是同而不合，中医有这个气度，合而不同，各种各样的学 问，物理，化学，我也要，放在适当的位置，合而不同，要和，就是强调综合，整合。第三句话，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关键的问题就是自我意识问题，自我的主体意识问题，用费孝通教授说话就是文化自主的问题，文化自觉的问题，自觉，每个人是自己自给自足的主人，不要做贾桂，不要匍匐在人家脚下。自强不息。第四，超越包容，医学是科学吗？医学有必要成为一门科学吗？医学是不是需要还原为一门科学吗？这是1998年 国外的三篇文章。我们的中医就被科学压着呢，中医不科学，所以最近中医研究院变成中医科学院了，中医科学院是不是那个呢，我说有一个问题了，中医是什么科 学，中医是哪门的科学，哪个科的学，这问题经不起追问。但是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我们应该赞成，所以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厚德载物，合而不同， 自强不息，超越包容，个人是如此，中医学也是如此。，

主 持人：谢谢陆先生今天就《中医的传统和出路》给我们进行的演讲。其实关于中医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地关心，所以今天我们也收集到了很多网友的问题， 他说他也经常会去中医院看病，这是过去啊，他说但是每次走进中医院呢，却发现这些中医院一样让他去做各种各样西医药做的那些检查，而且呢给他开出来的这些 药呢也常常都是西药，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中医院是不是披着西医院，啊，这个中医院是披着中医院外衣的西医院，说起来虽然有点拗口，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点 道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问您，还有什么必要去看中医。

陆： 在美国在韩国，你是中医，你就是中医，你就是开中药方子，你不能用西药，我们在德国有个中医院，巴伐利亚州，十几年了，那我就开中药，对吧。就是说能不能 西医，就不要用中药，中医不要用西药，有人建议过，但是由于西医处在一个主体的地位，中医要被批评，说你不懂病嘛，所以就学了西医了。但是学了西医以后 呢，再加上社会上对西医的认可，对中医不理解，所以产生了这个情况，我不能怪这医院，也不能怪这个医生，问题就在于他对自己中医的自信缺乏了。还有一个问 题，社会。比如说你发炎了，你不用抗菌素，最后找你算帐的，懂吗？这是一个社会，所以某种意义上逼良为娼，不是他本人的问题。

主持人：但是有一句话，我们听了很久了，我印象，从我小的时候就会听到，常常会有人说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什么疗效好之类的，这句话您信不信？

陆：我是这么想，按照中医的世界观，我们中医强调阴阳，强调阴阳之和，万物负阴而抱阳，那么中和西医的结合，当然比分离好啊，是吧，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有什么不好呢，你非得把他们拆开，所以中西医结合是好的，问题在于执行。

陆：怎么执行。1998年， 朱容基总理这任提出个命题，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个命题，叫大力发展中医药，促进中西医结合，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在讨论时候有一个发言，我加了四个 字，只有大力发展中医药，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结果呢，讨论了以后，我们的卫生部副部长他告诉我，他们也做讨论啊，说你，老陆啊，你是少数派，他们认为中 西医结合才能发展中医药，我的观点，只有大力发展中医药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好像一个木桶理论，中西医结合这个木桶，如果中医的这个桶比较矮的，那么中西 医结合上不去的，我们的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很低，所以现在中西医结合不行，是没有好中医了，责任在中医，如果有很好的中医，很好的西医，这个结合当然是对老 百姓有好处，所以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是这个中医自己认为我这个浅薄的一点西医的知识，浅薄一点中医的知识叫中西医结合吗？那个就假的，那假冒伪劣。

主持人：好，谢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谢谢。今天在现场，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要么是学中医药专业的，要么就是对中医药非常感兴趣的。如果哪位有问题想和陆先生来沟通的话，请您举手。

提问1：陆老，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世界范围内SARS猖 獗，那么最后我们中医介入以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前一段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中医在河南省有这个用纯中医治疗艾滋病取得不错的疗效这样的 一个事情。那么我就想请问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禽流感流行，我们是否同样可以用我们纯中医的这个理法，方药，来攻克这样一个问题？谢谢。

陆：这三个病基本上都是病毒性疾病。SARS开 始的时候，我们请了广州的中医学院，中药大学的教授到科技部来汇报。但是到了北京呢，它列为《传染病管理法》，作为传染病。《传染病管理法》规定中医没有 传染病病房，你不能插手，所以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那么对于这种病毒性疾病，应该说中医的办法比较多了，我有两句话，一句话叫给予出路的政策，第二句话叫 不要关门打狗，这是03年很多记者来采访我，我的观点，就是当机体在发烧，在这个，就是你帮助给他 出路，给予出路的政策，不要关门打狗，在里头使劲杀，使劲杀，结果呢把你这脏器都弄坏。然后他说，中医怎么预防啊？我说这个病不是长驱直入到肺吗？在长驱 直入前，这个上呼吸道的防卫功能正常的话，它不就不至于到了这个肺吗，是吧？好了，那么提高上呼吸道防卫功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说很简单啊，冷水洗脸，热水 泡脚，坚持冷水洗脸，热水泡脚，然后呢熏一点醋。那说你们就开个方子吧，好，我就开个方子，一个萝卜，一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片葱白，再来点香菜，熬一 锅汤，大家全家吃。好，结果电视里一出去以后，内蒙的萝卜涨到八块钱一斤，我说好啊，老百姓，让他们赚点钱吧，农民太苦了，没有药，就是食物。我想针对病 毒性疾病，中医应该是可以发挥它的优势的，关键，真正学好中医的基本领域。

主持人：好，谢谢。

提问2：陆老，您好，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听到您精彩的讲座。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能不能谈谈中医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谢谢。

陆：中医，几千年的生长，发展，就是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间生根发展的。而文化，刚才我说了，文化的culture， 这个拉丁文的原意就是栽培，就是养育，古英文就是耕耘，实际上对于生命体的培育。这种文化背景，它不是仅仅是物质科学的东西，是吧，而是对生命的一种赞天 地之化育，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做《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姓郭的这个人驼背，他种树种得特别漂亮，种一棵，茂盛得不得了，人家问他，你靠什么，顺其性，顺 其性是说庄稼要顺其性的，什么时候应该培土，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这个，对吧，都有这个，所以时间的概念就特别重要。上午和下午不一样，对吧，这个节气 跟那个节气不一样，这中医的治疗就是这样。所以说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中医会长足发展。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在关键，关于人类健康长寿的这样一门医学 上，如果得到更多人的接受，那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可以带动起来，它们是互相影响的，不知道对不对。

主持人：谢谢您，谢谢。

提问3：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听到你们这种畅谈。那么现在社会，我觉得人的压力比较大，竞争的力量也比较重，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名词叫亚健康，就是大家的心理压力承受能 力就是不太好，那么刚才听到陆老说这个身体的稳态，那么请您谈一下这个身体，心平气和，或者是心体浮躁，那么在维持这个身体的稳态之中占了多大的地位？

陆： 现在有许多疾病跟心理因素有关，跟心理的压力有关，西方那么大数量的抑郁症，以至于抑郁焦虑，抑郁所自杀，现在小孩都这样啊，小孩念幼儿园，小孩他没有评 上那个的话，他就自杀了，你说这个，这不行啊，心理很脆弱。所以说不要把病和健康仅仅看成是躯体的问题，或者物理化学的问题，心理因素在人的成长中以及他 的健康维持中特别的重要，或者可以说心态决定一切，肿瘤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肿瘤一来，第一是吓死的，这个诊断一来，病人一看，家属一看，医生一看，好 了，吓死了。所以苏珊桑塔格写了本书，叫《疾病的隐喻》，70年代初，这个苏珊桑塔格最近刚去世，她乳癌39年，她就说这个病，癌症啊，第一个来就是自己投降了50％，吓死 ， 然后放疗，化疗，毒死了，然后什么也吃不下了，饿死的，这个不是必然。所以说不管你是得什么病，包括心脑血管病，心理因素特别强，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叫做心 理免疫学，是吧，当你有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它的免疫功能是好的。所以你刚才问我，我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养生之道，我觉得心态很重要，用老百姓普通的话， 糙话，就是没心没肺。

主持人：好，谢谢您把您没心没肺的这个养生心得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来分享，非常感谢，谢谢。

“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提了太久的口号，而中医的传统在哪里，却在有意无意中被忘却了，但是，失掉了传统的中医它还是中医吗？让我们感动的是，陆老80高 龄了，仍然在为中医的未来和出路积极寻找良方，我想有了这种精神，中医的复兴就不会没有希望，我们再次感谢陆老，感谢陆先生今天来到《世纪大讲堂》给我们 进行的演讲，当然还要感谢今天我们在现场的各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谢谢。

（完）

陆广莘：卓尔不群 特立独行

但当你“触摸”到这位亲切慈善的老人的思维时，不得不佩服他卓尔不群的见解和特立独行的医学思想——中医临床有效但用实验方法证明无效，只能说明实验有问 题；医学不是科学，科学也不应成为霸权，医学不必拜倒在科学脚下，中医更是如此；中医的医学模式要比西医高明得多，决不是需要西医弯下腰来拉兄弟一把的境 况，也没有必要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跑；中医需要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卓尔不群的医学见解

　　陆老笑称自己是少数派，不过他的医学观点正渐渐被哲学界、科学界、医学界所接受。而很多人也说，中医西医的学科特点、模式、发展等这些战略性的问题，还是去找陆老谈吧，他能把那一套东西说清楚。

　　要真正跟上陆老的思维、把他的观点弄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识渊博、见解超前的陆老不仅会讲健康的医学、医学的健康，医学到底是什么？还会 脱口而出《吕氏春秋》、《周礼》、《毛泽东选集》、恩格斯、黑格尔的一些医学观点和《医学的目的国际研究计划》的报告，不仅讲“神转不回，回则不转”，还 会讲“生命的过程是以物质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我独立性”。一会儿古代，一会儿现代，一会儿东方，一会儿西方，还会说出很多英语专业术语，记者的脑神经不停 旋转，也跟不上陆老敏锐而跳跃的思维。

　　◆陆老最根本的观点是中医要“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 重视人体的这种很奇怪的、甚至是无可估量的自愈能力和生命活力。

　　◆基于这样的思想，陆老有一整套的主张，如养生是上工治未病，保健是中工防病，下工才治已病。

　　◆而治病时也多强调重视人体生生之气的诊疗模式，不是简单地杀病毒，也不能像西医学那样仅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来看待和治疗疾病。

　　◆中医不是问“病从何来”，更需问“治向何去”。

　　◆中医学这种研究人体各关系的学科，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看，要比从解剖和病毒病因上来简单地看待疾病的西医学高明而且也复杂。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本上在于只针对于疾病的现代医学模式。

　　◆那么，对待中医学，就应从物质科学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从疾病医学的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不能用“不知解剖定位、不知药性、不知治病机理”来否定中医这一人类高档的关系医学。

　　◆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中医学更是如此。科学只是对事物分析性的认识论，是已经发生过去了的事情，而医学是实践，是道，是探索向哪里去的生生之道，不适合用科学来评价。探讨中医科学性没什么意义。

　　◆中医的研究也不能像西医那样拆开来研究，“器散则分之”，生命体被割裂开来，生化层次的东西就没有了。

　　◆中医的发展是创造性实践的生生之道，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特立独行的医学实践

　　陆老的经历使他对中医和西医、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看得很透。陆老1927年生于江苏，15岁考入高中工科，那时崇尚机械文明 的他也是瞧不起中医的。抗战后，他回家为学一技之长，先后拜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为师，东西方文化的背景差异、有机论与机械论的观念冲突，中医关于目标 动力实践论和西医关于溯因分析认识论的巨大碰撞，是他初入中医之门、思维方式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三位老师不仅给了他诊病的技术，更给了他高层次的指导思 想：在“发皇古义”基础上“融会新知”；欲求融合，必先求自我之卓然自立；对疾病的对抗疗法要“心知其意，不为所囿”。在老师的引领下，他后来渐渐改变了 对中医学的看法。

　　1952年，陆广莘考入卫生部中学西班，在北医系统学习西医时，他常常和老师的意见相左。

　　西医病理学老师说肝硬变→die(死亡)。陆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南方治过肝硬变，给他们治好了，其中一个女孩子还结婚生了孩子，肝硬变是可以逆转的。

　　上世纪60年代，陆广莘的脸上长出了蜘蛛痣，掌心变得发红，各种化验指标都说明他得了肝硬化。他开始了用自己的思路给自己治疗：一是相信肝脏的再生能力，二是阻止炎症的不断发生，三是减轻肝脏的负担，就这样他一步步好起来，到80年代初完全康复了。

　　1957年，陆广莘毕业分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在全国一流的西医院看了30年的病，组建了第一个西医院的中医病房，所以他非常了解西医和中医 的差别，中医不守旧、不迂腐，但中医不是万能的，西医也不是万能的。陆老的这一观点不只是感情上为中医振臂高呼，而是上升到一种学术的高度，后来明白他想 法的人都说他高瞻远瞩。

　　1963年，陆老发表了《王履医学思想》，王履指出对抗疗法的“治其旺气，是以反也”，就在于“粗工不知求属之道”的观点，由此他提出血压血糖 不应当是治疗对象，不赞成肝炎患者大量吃糖，再障大量输血，肾炎严格限盐，这一观念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被指责为把病人当试验品。

　　陆老早年在人民医院从事过乙脑、急腹症、肝炎、肝硬化、糖尿病、肾炎、高血压、哮喘的中西医治疗和观察，但后来没有着眼于一病一方的研究，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彻底地思考了中医诊疗的本质和中西医医疗模式的不同。大道无术，也不知道一路独行的陆老有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1983年，陆老奉调中国中医科学院任中心实验室副主任，他倡导中医思路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实验室后来发展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他提出了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互动并进的观点和“旁开一寸，更上一层”的研究策略。

　　法无定法的养生原则

　　陆老在生活中非常平易近人。今年82岁的陆老从相貌上看也就50岁左右，走路上楼下楼还两步一跳的，绝没有耄耋之年的老态龙钟。陆老的养生原则 是天道自然，百无禁忌。陆老是父亲老来得子，家里认为其先天不足，特让他吃百家奶长大。陆老从小就特别聪明和调皮，家里很娇宠，吃饭很慢，饭量很小，想吃 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到现在也一直是这样。一般认为鸡蛋黄胆固醇高，陆老不怕，他倒觉得鸡蛋是胚胎，很有营养，故每天吃上四个鸡蛋。

　　陆老自认为对自己的职业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容颜和体力，经常出差讲学，逢人便讲他那生生之道。

　　尽管谈的都是很高深的内容，但记者还是深受陆老感染，要知道，对于中医这样的学科，多少人怀疑，多少人迷惘，而学科本身又受到多少无端的指责。 陆老本着中医当卓然自立的民族精神，于高一层次上对中医学的俯瞰性明视，使后学者顿生自信，当然也使中医人茫然无助中寻得精神依靠。

健康医学中医大有可为----陆广莘先生

基于对医学本质的清晰认知，陆广莘教授指出，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由疾病医学模式转向健康医学模式。而中医的理念正好契合了健康医学模式，因此在现代健康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将大有可为。

在接近三个小时的访谈时间里面，陆广莘教授声情并茂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精彩的阐述。而其准确的记忆、清晰的思路、敏锐的反应，使人很难想象其已经是一位79岁的老人。

“中西医在医学目的上的追求有不同的侧重。”陆广莘如此向记者进行开场白。对于西方医学，他指出：“西方医学以疾病为研究对象，以病因、病理、病位为目标对象，进行疾病分类学知识体系的构架。它致力于向微观层次发展，期望能够努力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并致力于直接对抗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最终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目的。”

生理医学模式面临困境

对于这种医学模式，美国人G.L.恩格尔早在1977年就对其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今 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 理和化学的原理来解释，这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认为，任何不能做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的范畴中清除出去，这是排外主义的办法。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疾病模型 这个终极提出疑问并主张建立更为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

这种模式虽然非常重视技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步开始显现。陆广莘指出：“疾病医学长期统治西方医学，除了导致药物淘汰加快、病毒变异加快、环境污染加剧之外，还导致了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并由此形成了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本质不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G.L.恩格尔提出了著名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认为，应该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实行转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极大的拓展了疾病医学的内涵，使其从纯粹的生物医学范畴扩展到生物、心理、社会范畴，重视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追根究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依然没有摆脱疾病医学教条的束缚，开始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首先，最近半个世纪正是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该医学模式却无法体现环境与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致使其审视健康、疾病和医学问题时缺乏时代的高度。其次，通过非典的警示，人们感到该医学模式不能最充分地反映更深层、更广泛的疾病病因。第三，它无法体现“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对生物医学再认识的大趋势。第四，该医学模式与包括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在内的现代伦理学发展缺乏内在的联系。第五，因高度、视野方面的原因，它限制了医学职能和医学目的的拓展。

健康医学是发展方向

对此，1993年一项名为《医学的目的国际研究计划》的报告有着深刻的认识。该报告指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 为此，WHO在1996年出炉的《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该把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这种大背景下，陆广莘认为，医学面临着从化学的医学观上升到生命的医学观，从生物医学模式上升到人类医学模式，从疾病的医学上升到健康医学，从对抗医学上升到生态医学的发展取向。

对此，陆广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表示，医学的目的和本质功能要从专注于发现和确诊疾病到征服和消灭疾病的疾病医学，上升为以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痊愈能力和自我健康能力为主旨的，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健康医学。这就需要解决人生存所必须的两个问题：(1)自我的整体保持稳态；(2)对环境的适应。

中医大有可为

而中医学，是在天人之际相互作用中，以人的健康生态和谐为目标，以对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实现的健康能力和痊愈能力的认识，来决定其养生治疗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

其目的是调动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用药物杀死病毒。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梅奇尼科夫发现，锥虫红能杀死锥虫。可是如果杀死同量的锥虫，在人体内锥虫红的药量仅为实验室药量的1/6，那省去的5/6药量哪去了呢？“那是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中医的精神就是发现这个5/6，依靠和发展这个5/6。这就是中西医的最大不同。”陆广莘说。中医的这种思想很好地符合了健康医学的观念。

因此，现代医学向健康医学模式的转变，无疑给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发展前景，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很早之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就已经有所阐述。当新华社记者问其21世纪科学发展的前沿和中国的机会时，该主编表示，21世纪科学的前沿就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而中国传统科学，尤其是中医，擅长的就是这个。

不 仅如此，相比于西医沉重的医疗负担，中医的医疗费用非常低廉，这就为中医在我国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陆广莘一再强调，健康、教育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基 础，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首先要明确医疗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不能用市场、利润来分配，它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以政府行为来确保全民的健康长寿。其实，我国 能够以全球卫生总投入的1％，初步解决了全球22％人口的初级卫生保健问题，中医功不可没。

張翠容：從教育看衰退中的香港

一天到某中學演講，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事緣是這樣的，我與高中同學分享對時事的心得，少不免觸及目前金融海嘯的來龍去脈，我好奇問出席的同學，誰有修讀經濟科？然後又問他們課程裏有否觸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經濟科的同學很熱烈發言，爭相舉手告訴我，他們學了甚麼，這倒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向同學發問時，我表示了解問題之前，首先要掌握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我認為香港中學課程太單一化，沒有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因此，我猜想經濟科也如是。

誰知同學們反駁我的看法，指他們在課程中雖無馬克思，但仍可讀到不少經濟學家的學說，然後逐一數出來，還特別提到張五常，他的產權論是會考必答的試題。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說，同學們，你們剛才所列舉的經濟學家全屬同一思想陣營，這包括張五常在內，都是新自由經濟學派，那又怎麼算是多角度？

同學們對馬克思學說一無所知，這是否因為有關部門認為馬克思等於共產黨，所以絕口不提，還是只希望培養經濟科同學將來可乖乖的為香港的自由經濟服務，不要太批判了。

從中學開始洗腦，不知大學的經濟系又如何？不過，從金融海嘯到香港的最低工資，來來去去只聽到芝加哥學派的雷鼎鳴教授在指指點點，似乎就沒有其他學派的經濟學家發表不同意見，難怪連中學生也發表最低工資會加劇失業等老掉牙的論調。

打開會考的經濟教科書，當中如何理解工資？這不外乎是一種價格，最低工資就是為價格設下限，此一舉動明顯是干預自由市場，要老闆多付工資，自然便要減人手啦！

但，現有的工資水平是否就等於市場工資，而勞動力和失業率又如何計算？中學課本實在有很多不足之處，而且好有問題。

香港雖然沒有民主，卻為擁有自由而感到驕傲，這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資訊自由，想不到教科書卻扼殺了學生們學習多樣知識的自由和權利，在這方面與獨裁國家其實沒啥分別。

去年在古巴與一位當地年輕作家聊天，她好奇問我，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其他學說是怎樣的一回事？她表示自小只被教導一種主義，老師們都說這是唯一可行的主義， 而且是對人類最好的主義，可是有着求真之心的年輕人，怎會滿足於此，怎會甘心被洗腦？當主義變成教條，人類社會還會有進步嗎？

我以為在古巴及類似的地方才有此一經歷，怎知標榜自由的香港，也一樣做着同樣的洗腦事情。

我告訴學生們不要這樣傻啊，以為讀着好幾個經濟學家的思想就叫做多元化，讀來讀去也只有一套，這種教育不叫做洗腦，又叫做甚麼？

好了，我囑咐學生們小心被洗腦，在極權國家那種洗腦叫硬洗腦，在自由世界那種洗腦叫軟洗腦。過去八九十年代，全球便是給新自由主義在洗腦，傳媒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趕快買本馬克思主義漫畫版看看吧，要追趕潮流呢！因為新自由主義瀕臨崩潰的邊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再度流行起來，歐洲那邊正在熱炒《資本論》。那麼同學們是否好應該也去了解一下 !

老實說，香港的學科變得太技術化，為甚麼香港每個範疇都是這麼浮淺？連政府領導層也一樣充斥着一大群技術官僚，哀哉，香港的衰退看來不止限於經濟這麼簡單！

明愛醫院合乎指引不近人情

【明報專訊】一個病人在明愛醫院門外心臟病發，就是因為只差幾步，沒有踏進醫院門內，結果醫院員工覑病人家屬致電999求救，病人在26分鐘後才送到急症室，最終不治。院方說員工是按指辦事，但這情猶如有人在警署門外遇劫，但警員卻覑你打999同樣荒謬。這個「引」的做法，實在太不合常理、不近人情，不能接受。

病人上周六下午2時43分到達明愛醫院門外的馬路，不支昏倒，病人兒子的朋友跑進醫院大堂，向詢問處一個文員求助。文員沒有通知急症室，反覑求助人打 999，其間醫院一個外科醫生經過，立即上前急救，並致電醫院急症室，但急症室沒有派人前來救助。病人在2時43分到醫院門外，幾經輾轉，2時53分消防急救人員到場，3時09分病人才被送到近在咫尺的急症室，足足花了26分鐘！

院方昨日解釋說，詢問處文員的做法沒有違反指引，在醫院門外有病人求助，應該覑他們致電999，因為派出急症室醫生到場要一段時間，現場亦與急症室有距離，致電999後救護人員可盡快到場。院方如此解釋實在難以令人接受。

醫院門外有人昏倒，醫院員工應如何做，實在不需要指引，當日途經現場協助救援的外科醫生韋樂申就做了最好的示範。

若根據指引，韋醫生根本毋須拔刀相助，一走了之也沒有人會怪他，但事實是韋醫生不單立即主動替病人施行體外心臟按摩，還致電急症室求助。醫護人員應盡之責，在韋醫生身上清楚看到——根據現場情，即使指引沒有規定要做的，也應立即施援。

要處理這次事件，按照常理，醫院員工應該立即聯絡急症室，看看可否派人來，又或是在醫院內找一張輪椅或擔架脇，送病人到急症室。據本報記者了解，從事發現場走到急症室，最多只是數分鐘路程，絕對不需要26分鐘，院方當日只要稍為變通，情已大大不同。

院方表示，日後要檢討若有病人在醫院附近求救，急症室應如何處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之法，若以後指引說在醫院100米範圍內急症室要派人協助，那麼，病人在 101米外出事又如何？院方承認，這次若病人是在醫院範圍內昏倒，情會不同，原來是短短幾步之距令人陰陽相隔。除了「僵化」、「只按規則辦事」、「冷血」之外，實在難以找到其他詞彙來形容院方的思維。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制度之外靈活變通，盡力救活一條生命，這是作為一個人應盡的責任。這次事件，公眾實在看不到明愛醫院是盡了這個責任。

Review of Mark Leonard on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This book, published by Fourth Estate in 2005, is focused on the regionalizing aspect of ‘global influence’ and argues for the continued rise of European economic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its thesis? How ought we to evaluate Leonard’s arguments?

The conventional view, according to Leonard, is that American power will hold good for another fifty years and then Asia will predominate, with India, and more especially China being the engines of world trade and the new superpowers. Leonard’s thesis is that American power has already shown serious signs of slipping. Its arsenal is huge; its willingness to threaten and to bully is based on this ‘hard power’ but its faith in the exercise of such power is over-confident, even misplaced. Branding states as rogue states and threatening them with military action is counter-productive. Such threats merely encourage them, as in the case of North Korea, in the very behavi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wishing to prevent. The mo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war on terror’ attempts to exercise its military option, the more its ‘soft power’ (influence; diplomacy) is eroded. Indee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are perfectly illustrated by the debacle in Iraq and by the fact that authoritative regim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been reinforced rather than encouraged to change.

The power of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economic union, the EU, is of a different kind, according to Leonard. Whereas American power is ‘shallow and narrow’, that of the EU is ‘broad and deep’: ‘once sucked into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countries are changed for ever’. Where America sees only ‘potential enemies’, Europe prefers to see ‘potential friends’. Leonard argues that it is the lack of a significant military option that has encouraged Europe to think of new ways of engaging the wider world. European power as experienced by and through the European Union is ‘transformative power’ accomplishing though negotiation and trade, democratic change in historically undemocratic nations. By operating through the existing ‘shell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Europe has achieved a relatively silent political revolution within itself. The structures within the initial members remain the same but the key political process is that of a continuous engagement with other state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a kind of ‘Network Europe’ (similar in function to the network that supports ‘Visa’). New states wishing to join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long before admission and are transformed as a result. Poland and Turkey and changes made in these countries are cited as part of the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transformative power’. Key ideas a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law: stabl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rule of law; human rights and a market economy. These changes are undertaken voluntary as a result of negotiation and diplomacy, whereas the changes in Iraq (such as they are) are imposed by force. At the same ti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re also regulated through changes in EU law, giving Europe a role in setting global regulatory standards. The model for further global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Leonard, is not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rather regional groupings associated with Europe and constructed in similar ways.

China is on the rise and is starting to look at its own regional spheres of influence, aware of its need for sources of raw materials to further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ia is growing rapidly. The world cannot simply be run, Leonard argues, with out-of-dat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EU provides an effective model for increased regionalization. This ha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NAFTA) betwee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This is not, however, a politically popular agreement, as far as I can judge, and has little scop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Demands for protectionism are likely to be on the 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given the recent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ngress. Newly elected Democrats are not necessarily trade friendly. Leonard sees a ‘post-America world’ to which America can chose to adapt by becoming mor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world opinion and the soft power options of negotiations and alliances or to which it can turn its back. Leonard sees the European way as becoming by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the world way, with or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book paints with a large brush and on a very large canvas so it does not give as much attention to China as may be required or to any backsliding in EU members or potential members who were once in the Soviet bloc. It does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form process within Europe (agricultural policy; export subsidies; the drive for increased competitiveness though it is true that this process is underway) nor does it give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onfusion in Russia and the growing leverage Russia has over trade in gas and oil with respect to Western Europe and elsewhere. Nor does it look at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Russia,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 significant theme is on trade and on the next stages of globalization i.e. on the rise of regionalism leading, in Leonard’s view, to a world of regional units modeled, more or less, on the EU. Such a world looks more and more like a possible world, in my view, especially given the collapse of the Doha Round. These are no doubt weaknesses in the coverage. However, the strength of the book is found in contrasting the steady progress of EU ‘transformative power’ with the problems in the recen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erosion of both ‘hard’ and ‘soft power’ by the demands of the ‘war on terror’ as recently constructed. Leonard may overplay his hand but the book is an interesting read even if it is short on detail.

Posted by William Henderson on November 21,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