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尼莫拉牧师忏悔短诗（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當納粹攻擊共產主義者時，
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並非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逮捕社會民主主義者時，
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並非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對付工會主義者時，
我沒有發聲；因為我並非工會主義者。
當他們排除猶太人時，
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並非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 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者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一道短诗。
尼默勒（1892.1.14-1984.3.6）出生在德国利普施塔特，一战时曾任潜艇艇长，因战功卓著，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战后，他做了一名新教牧师，开始研究神学。1931年，开始在柏林市郊上层人士居住区达勒姆任牧师。像当时德国许多新教徒一样，尼默勒憎恨社会主义革命、憎恨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反犹主义者，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为纳粹的“革命”而欢欣鼓舞。他在其自传《从潜艇到讲道坛》（From U-boat to Pulpit）中以满意的口气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尼默勒自然也受到纳粹当局的青睐，他的自传也得到纳粹报刊的特别颂扬，而成为畅销书。
一战后，德国的世俗化虽然加强了，但有90%多的人信教，其中2/3是新教徒，约有4500万，天主教信徒主要集中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属于少数派。德国天主教和新教都对魏玛共和国不满，对希特勒采取了同情、合作，乃至支持的立场，其中新教更是积极。德国新教是路德宗教改革的产物，没有统一的组织，教派众多（有28个），但都更具民族主义和德意志传统。根据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教随国定”（ whose region, his religion）的原则，各邦诸侯自己决定本邦的宗教信仰，并对其提供保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诸侯事实上成了本邦的最高宗教领袖，教会则忠于本邦诸侯。此外，新教比天主教更为反犹。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就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的反犹言论，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他说，德国应清除犹太人，没收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处于痛苦和监禁中”。但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政教分离原则，新教教会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地位，与政府不再是以前那样共命运的关系。更令新教徒备感失落和心里不平衡的是，天主教中央党居然是联合政府中的一员，重要的一员！所以，新教各派对纳粹运动更有亲和力，其中最极端的要数德意志基督教徒派（German Christians）。德意志基督教徒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冲锋队员”（ storm troopers of Christ），主张教会的一切行动应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需要，1932年他们组织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German Christians Faith Movement），强调民族利益，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激烈反对犹太人，甚至要求废除《圣经》中的《旧约》和保罗书信，因为是犹太人所写；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
如此激烈的言行不仅遭到部分新教徒的反对，就连希特勒也觉得太过分了，认为这不利于纳粹当局统一、控制新教，便下令撤了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柏林教区领袖克劳斯的职务。不过，希特勒也希望新教能统一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教会，并由自己的宗教事务顾问米勒担任全国主教。可是在1933年5月的选举中，教会方面却选举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为主教。这令希特勒很是不爽。纳粹当局出面干涉，解散了不少地方教会组织，把新教教会的几个德高望重的牧师停职，纵容冲锋队和秘密警察来对付不听话的牧师。不得已，博德尔施文格被迫辞职，9月米勒如愿当上了全国主教。米勒上台后即宣布断绝与德意志基督徒的关系，但不久却与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冯·希拉赫达成协议，把拥有70万会员的新教青年组织并入希特勒青年团。与此同时，米勒还把1933年4月7日纳粹当局通过的行政机构复职法提出的“雅利安条款”（Aryan Paragraph，非雅利安民族出身的市政人员必须“退休”）引入教会，禁止非雅利安人出身的人担任牧师和教会官员，已与非雅利安出身的人结婚的牧师和官员必须离职。
纳粹当局的此举遭到包括尼默勒在内的部分新教人士的反对。1933年，尼默勒创建牧师紧急联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反对纳粹党干涉教会事务，反对歧视犹太裔基督徒。在他的倡议下，信义会和归正会这两个福音教派合并成为宣信会（Confessing Church，亦译“认信教会”或“明认信仰教会”），1934年宣信会在巴曼举行大会，公开宣布反对希特勒政权控制教会。会后尼默勒继续在德国各地布道。其实，尼默勒只是反对政府对教会事务的肆意干涉和过分的种族主义政策，并不是全然反对纳粹政权。1933年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牧师紧急联盟还给希特勒发去贺电，保证联盟对政府的支持；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出笼后，尼默勒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希特勒要的是“像狗一样顺从”的教会，不容有任何反对的声音。1935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700名宣信会的牧师。1937年7月1日，尼默勒也被逮捕，关进了监狱。1938年3月，在特别法庭受审，因“滥用讲道坛”和在教堂筹集捐款而被判罚2000马克和7个月监禁。因服刑已超过这一期限，所以法庭宣布把他当庭释放。但是当他走出法庭后即被秘密警察带走，被投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转到达豪集中营，1945年再转到蒂罗尔集中营。
二战结束时，盟军将他释放。美国政府发现，与左派和共产党从事抵抗运动相比，一个新教牧师为自由而与希特勒政权做斗争更具宣传意义。因而，在美国新闻媒体上，尼默勒一度被宣传成反纳粹英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尼默勒过去的亲纳粹和反犹言行，他也就失去了英雄的本色。不过，尼默勒还是个有良知的牧师，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与纳粹当局合作和反犹的事实，并有了上面那首忏悔诗。尼默勒1945年参与重建福音会，1947年，任黑森-拿骚地区教会监督。努力宣传和平主义，到处演讲，呼吁国际和解，反对军备。1961年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84年去世。
尼默勒的忏悔是深刻的。希特勒上台不是通过不合法的暴力，是通过德国人民的合法选举，是因为多数德国选民像尼默勒一样对希特勒的暴行保持沉默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如果选民不分善恶，民主和独裁之间只有一步路！
尼默勒的忏悔也是令人深思的。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义或恶被默许时，那不义或恶就被合法化了，一旦整个社会成了这样，这个国家还会好吗？在这里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勿以小恶而为之,勿以小善而不为。一个人首先应做到不为恶，但只此还不够，还应行善事，行除恶这样的大善。
上面這段話取自1989年8月28日出版的時代雜志上一篇為紀念二戰爆發50周年而撰寫的文章。這首詩有多個譯本，上面的這一段無疑是最權威的一個。但是，詩的作者經常不被人提及。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忽略並不重要。其實，馬丁‧尼莫拉是一位直言不諱的倡導者。他極力主張，必須要對德國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罪孽承擔集體責任，以此作為救贖德國苦難的途徑。 另一方面，如果人們不了解上面這段文字來自于一位發誓“寧可燒毀教堂也決不宣揚納粹主義式三位一體（種族、血統和土地）”的人士，他們就可能由此而失落了某些重要的東西。 尼莫拉曾經受到人們的誤解。在成為牧師之前，他曾在一戰中指揮過一艘U型潛艇。也曾在希特勒掌權之前支持過他。實際上，納粹媒體曾因為他在一戰時的表現而將其樹為樣板… [新聞周刊1937年7月10日，32頁] 但是，尼莫拉很早就與納粹決裂。在1933年，他組織了牧師緊急同盟，以保護路德宗的牧師免受警察的騷擾。他是1934年巴門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這次會議確立了認信教會的神學基礎。盡管受到迫害，認信教會依然成為了德國人反抗希特勒的永恆象征。 從1933年到1937年，尼莫拉一直致力于粉碎納粹所維護的東西。有一次，他宣稱要談論德國人（路德）而不談及猶太人（基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路德）談到了他（基督）。[引自 Charles Colson，沖突中的國度] 他對納粹曲解所謂“積極的基督教”以反對“消極的基督教”嗤之以鼻。“積極的基督教”將德國人民的“特殊美德”樹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消極的基督教”則堅持認為所有的人——無論其屬于哪個種族——都犯有原罪，因此都需要悔改。時代雜志[1928年2月21日，25-27頁]曾刊登過他的一段布道詞︰ “我忍不住要直言不諱地說︰猶太人之所以陷入悲慘而屈辱的境地，就是因為它們所自恃的‘積極的基督教！’，他們之所以在世界歷史上承受咒詛，就是因為他們所願意接受的彌賽亞，僅僅是那種他們認為能夠幫助他們獲得自身的利益、實現他們自身的計劃和目的的彌賽亞，這樣他們就拋棄了上帝、上帝的道和上帝的約。所以當拿撒勒的耶穌[猶太人]顯然不肯停止呼吁[猶太人]悔改和信靠上帝時，他們就排斥他，並把他交于死地。由此盡管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自由、強大和驕傲的人民，屬于一個血統純正、種族觀念強的民族，他們依然要背負咒詛。 猶太人想要的就是所謂‘積極的基督教’，但這是與耶穌本人所體現出的‘消極的基督教’相抵觸的。‘消極的基督教’所說的和所行的，都與悔改和相信耶穌是罪的救主緊密相連。朋友們，如果我們的國家沒有對罪的寬恕，沒有所謂的‘消極的基督教’，我們能與之安然相處嗎？我不能，你不能，我們的國家也不能。‘所以來吧，讓我們轉回到我們的主那里去！’” 1936年奧運會前夕，在一份以典型的77憲章風格寫就、並被偷運出國境發表的著名宣言中，他與另外9名牧師寫信給希特勒︰ “我們的人民正努力使神所確立的聯合歸于破裂。那是一種對抗神的人類自負。就此而論，我們必須警告元首，那就是屢屢向他表達的敬意只能歸于神。幾年前，元首反對將他的照片懸掛于新教的祭壇上。而今天，他的思想不僅成為政治決策的依據，也成為了道德和法律之源。他本人享有著祭司一般的尊嚴，甚至成為了上帝與人之間的中介… 我們要求給予我們的人民自由，以使他們未來能在基督的十字架標記下獨立自主，免得我們的子孫詛咒他們的長輩，因為他們將孩子們置于一個與上帝的國度相隔絕的狀態中。”[摘自 時代雜志 1936年7月27日] 在1937年以前，馬丁‧尼莫拉牧師受到外國媒體和柏林上層有影響的朋友的保護。但最終，他被捕入獄。也許是由于外國壓力，他被判有罪，但剛開始只是緩刑。然而，在希特勒的直接指示下，他旋即再次被捕。那時候起，直到二戰結束，他被囚禁在薩克森豪森和達豪集中營里。在戰爭即將結束時，他險被處死。[引自 Charles Colson 沖突中的國度] 戰後，尼莫拉走出牢房，宣講了文章起始處的這段話，並廣為人知… 他幫助起草了斯圖加特悔罪書，在這份聲明中，德國各新教教派的牧師正式承認他們對希特勒統治下的苦難負有連帶責任。1961年，他當選為世界基督教協會的六主席之一，這是一個基于新教信仰的普世教會團體。 尼莫拉也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極力鼓吹和解。他積極謀求與東歐的接觸，1952年他訪問了莫斯科，1967年訪問了北越。他于1967年獲得了列寧和平獎，1971年獲得西德大十字獎章。馬丁‧尼莫拉于1984年3月6日在西德的威斯巴登去世，享年92歲。[選自 大英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