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網友春季（對了，老想問你，你到底是自稱“春天”是“泉水”還是“彈簧？）在拙文”不是學運“裹挾”柴玲，而是以她為代表的激進派劫持了學運“跟帖，說他 被我說服了，但又懷疑柴玲是否有殺人故意，年紀輕輕，真有可能有我說的那麼壞麼？我看了之後覺得內心不安，因此再來追補上這篇文章。
柴玲當然極有心計，不是什麼好東西，乃是天生的政客，絕非什麼天真無邪的小姑娘。我那篇文章主旨不錯。網友轉貼來的劉剛的回憶就證實了戴晴早在 90年代寫的文章，而且說得更具體。 5月27日， “愛國維憲各界聯席會議”通過決議，擬於5月30日撤出廣場，柴玲在會上一言不發，卻於次日約談自由記者金培力（菲利普坎寧安），留下了那個歷史性證言， 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她的反對態度，以便在未來證明她在革命成敗的關鍵時刻反對了形形色色的陰謀家，投降派，特務與奸細的妥協投降，葬送出賣學運的罪惡主張。 此後學領們根據聯席會議的決定，在紀念碑那兒召集廣場上的學生開會，動員他們撤出廣場。王丹服從了會議決議，宣讀了聯席會議的十點聲明。此前柴玲都不表示 反對，但等到關鍵時刻卻來了個突然襲擊。據劉剛的回憶：
“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門廣場的動員大會。我讓劉蘇里主持，讓王丹念聯
席會議起草的十點聲明，我讓吾爾開希重點強調一下這一個月來北京民主
運動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強調我們們的民主運動會盡快向全國各地延伸。
在王丹和吾爾開希講話時，我草擬了一個字條，主要寫了這次大會後將進
行由天安門廣場出發的民主大遊行，目的地將是北京的各大學校園。我同
時將全國的八大地區與北京的八大學校對應，比如說華北地區同北大對應，
要求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都參與到對應的北京高校的遊行隊伍和以後的校
園集會活動。
要求北京各高校保障外地來京學生的食宿。我將我草擬的這份撤出方案，
交給柴玲，讓她照著念一遍就行。張伯立也要求講了幾句，他不過是又借
機宣揚一通他自封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的身份，聲稱要堅持佔領天安門
廣場。我讓劉蘇里安排柴玲講話。柴玲站起來，一手持話筒，另一手拿著
我的字條。她並沒有按著我的字條宣布大遊行路線和各地區進駐北京各高
校的方案。而是說： '5月30日撤出天安門廣場，不是我們廣場指揮部的
決定，也不是我們堅持在廣場的廣大學生的意願， “說到這裡，她用手指
著我，又指指劉蘇里和甘陽，繼續說： “而是他們，那些所謂的精英們的
意見。這時我聽到廣場上一片喧嘩，她後面再講什麼，我就全然不知了。
我當時只是想，在納悶，這丫頭也真會煽動，也真夠老辣的，想不到在這
最後關頭被這丫頭給耍了。我還想，就是黃金榮杜潤生再世，也沒有這丫
頭這膽識這能量啊。我讓劉蘇里盡快宣布大會結束。隨後，甘陽似乎是擔
心我們被激怒了的外地學生圍毆，立即拉上我和劉蘇里撤到政法大學的帳
篷內，甘陽還是氣得直哆嗦，他猛然站起來，說了一句： “我去抽她丫的。 ”
說完就向帳篷外衝，被我和蘇里左右抱住才將他攔下。並不住地勸他：咱
們好爺們不同女鬥。 “
來這陰毒的一手，老毛也不過如此吧？劉剛氣糊塗了，沒能聽見柴玲後面說的話，那其實全在她與金培力的談話中。幸虧她以為革命會成功，為了青史留名，特地留下了那份歷史性證言，證明自己毫不妥協的堅定立場，這才有力地證實了戴晴與劉剛的指控的真實性。
柴玲既然反對撤出廣場，認為“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那她為什麼不在會上和私下堅決反對，要等到正式召開動員大會才來此突然襲擊呢？此中奧妙，她其實也在那個講話中洩露了：
“我悲哀的是什麼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
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
的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權力。
“作為一些知識階層的人，成立了一個知識... ...什麼各界聯合會議，愛國
維憲委員會，在昨天會上我很憤... ...憤慨，因為我感覺到這些人也是在利
用學運重新塑造他們的形像。我一再抵制這種傾向，象劉曉波把吾爾開希
（斷）對不起，上面說的可以刪一下嗎？要推舉他作發言人什麼的。我在
運動中對這類人有些看法，吾爾開希，就是他，曾經利用他的影響，他所
處的那種領袖地位，對整個學運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這已經發生兩次
了，最後一次給我們堅決抵制，而且罷免了。但現在他們有些人要重新樹
他這個形像。 “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
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
作，就是幫助政府，或者不讓政府採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
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
“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要撤
回原地的話，那麼中國就會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的什
麼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歷次運動中，象什麼四五運動，象什麼反
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清洗
乾淨。 “
這些話的意思可以大致總結於下，
1 ）如果撤出廣場，則學運成果就會被上層人士，人物名流，陰謀家，投降派，特務，奸細們篡奪，讓他們成為政府的功臣。
2 ）如果撤出廣場，就是學生們自我崩潰，使得政府失去了“最終狗急跳牆”的機會，學運就此被毫無結果地葬送，而她和其他人就會被政府清洗乾淨。
3 ）因此，必須堅決抵制這陰謀，在廣大群眾面前揭露之，把權力從上層人士，人物名流，吾爾開希，北京高聯和外高聯中奪過來，這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中國的前途。
很明顯，如果柴玲只是在私下串連說服各界聯席會議的頭頭腦腦們，並在會上據理力爭，通過民主表決挫敗“投降派”的陰謀，則投降派，陰謀家們的罪惡陰謀與反 動面目就不會在廣大群眾面前暴露出來，仍然能對群眾具有欺騙作用，因此，必須讓他們表演得十足，然後在他們毫不提防的最後一刻加以致命的一擊，煽動起群眾 對他們的無產階級義憤，擦亮革命群眾的眼睛，提高群眾的革命警惕性，把權力從出賣學運的陰謀家投降派手中奪過來。
這在現代人看來當然非常邪惡，因此大眾實在無法相信一個23歲的心理學碩士生竟然會有如此深沉惡毒的算計，如此豐富的權力鬥爭經驗。可惜這是事實，而這種 邪惡心術之所以顯得邪惡，是因為今日大家都生活在西方，忘記了它乃是黨媽媽手把手教會每個人的童子功。大環境就是那樣，柴玲不過是千千萬萬個黨文化學得最 好，用得最活的毛主席的好學生中之一個罷了，又有什麼難以想像，難以理解的？
我輩回首往事，不能“倒放電影，用現代人的覺悟去回顧歷史，而要用當時的人的文化心理去如實還原他們的心態。請記住，當時所有的國人無一人有西方文明常 識，所有的想法都只能來自於黨書籍，分析形勢，擬想對策的全套思維方式都只能是黨思維套路，革命家們當然只可能按照黨教的方式去幹革命。歷史的諷刺在於， 那場所謂的“民主運動”乃是我黨寫下的劇本，其中的所有角色都嚴格按照按黨電影，黨小說中的英雄人物的台詞出演那場威武雄壯的活劇，忠實到了可以亂真的地 步。鼓舞著柴玲等人英勇鬥爭的英雄形象，不是馬丁‧路德‧金（她連那是什麼人都不知道），也不是她看過的淺薄電影“譚嗣同，而是盧嘉川，江華，林道靜，許 雲峰與江姐們。
九十年代我在“華夏文摘”上看到一份報告文學，講的是一位姑娘怎麼怎麼機智勇敢地掩護救助被政府通緝的王軍濤，像煞了我自幼便讀熟了的革命故事（特別是“ 紅岩）當下又是感動又是啼笑皆非：鼓舞著新時代青年去與我黨鬥爭的英雄形象與效法榜樣，竟然是老一輩堅貞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他們與“共產黨反動派” 鬥爭的靈感，竟然來自於黨小說，黨電影中描寫的革命先烈與“國民黨反動派”鬥爭時使用過的機智勇敢的戰略戰術！
這就是柴玲可以原諒的理由：她這位“傑出的民主鬥士”不過是個喬裝改扮的共產黨人罷了。因此，她真誠地反對一切妥協，因為那在黨字典裡就是投降，真誠地期 待（也就是盼望與等待）我黨狗急跳牆，對著人民舉起屠刀，讓廣場上血流成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喚起他們起來和法西斯政府較量，讓革命成 功。她看過的所有政治讀物都是這麼教誨她的，她又豈能有另類思維方式？至於血流成河到底是什麼景象，人民又如何才能以赤手空拳與武裝到牙齒的獸軍較量，這 些問題從來不會出現在她頭腦中，因為所有讀物中沒有一本講過這個問題。
所以，譴責柴玲心地邪惡當然不錯，但問題在於，那就是她知道的幹革命的唯一方式，她非但不知道別的方式，而且還把自發產生的不邪惡的方式真誠地看成了邪 惡。國家的整個教育都是邪惡的，她不過是個背書背得比較流暢的好學生罷了。這就是整個悲劇中最令人不寒而栗之處。遺憾的是，直到今天，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 能清晰地看出這點來。
當然，再進入角色，表演得再真誠的演員，其表演也不可能沒有私心雜念。柴玲的稚氣，在於她居然把自己是革命火種，是指揮諾曼底登陸的艾帥，因此決不能輕易犧牲的台詞也背出來了，而這就是她與那些革命老前輩的區別。
須知社會上除了黨教育外還有其他私人來源。那個時代的青年從小就聽過長輩講述我黨引蛇出洞，秋後算賬的“陽謀。因此，柴玲內心深處潛藏著對黨的深深的恐懼，害怕運動灰溜溜地結束，很不甘心在黑牢裡蹲上17年，放出來時就40歲了，這也是很自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
出於這種絕望的恐懼，煽動百姓堵軍車，讓她和其他人可以無限期賴在廣場上，也就是她能唯一想得出來的招數。因為不幸的是，革命並沒有像黨神話中描繪的那樣 發展，她看過的所有讀物都沒教過她如何既能保證自己安全，又能體面結束運動的策略，當然就只能將求生的希望寄託在萬能的人民身上。就連這招也是黨教給她 的：當年的八路軍好漢們之所以能躲過鬼子的刺刀，不就是全靠鄉親們保護麼？
這兒的悲劇在於，儘管柴玲口口聲聲識破法西斯政府的本質，斥責與我黨妥協是“作夢，白日作夢，但她對黨的本質根本沒有最起碼的理解。我黨幾十年的 “人民政府” ， “人民軍隊”的欺騙宣傳功夫並沒有白費。雖然她口口聲聲“期待流血，但我深信她不過是在機械背誦黨台詞罷了，其靈感很可能來自於鄧小平在86學運時說的： “我們不怕流血。 ”在內心深處，她可能根本就沒去想過，也無法想像那是什麼意思。我記得她在事後傳出了一份錄音帶，上面說她原來最壞的設想也就是派人把他們從廣場上拉出 去，沒想到會如此濫殺一氣。我相信這很可能是她真實的心聲。
因此，事實是：
1 ，如果學生按各界聯席會議在5月27日作出的決定於5月30日撤出廣場，則大屠殺就不會發生。
2柴玲在動員學生撤出廣場時違反她參與的各界聯席會議的決議，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在劉剛讓她宣讀撤出方案時，以廣大學生代表人的身份宣布抵制該決議，並煽動學生反對執行該決議的劉剛等人。
這就是柴玲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出於自由意願作出的表演。當然，我反复說過，群眾運動若沒有一個列寧黨在幕後操控，就只能是劉剛無限痛苦地發現的“布朗運動” “不可控熱核反應。 ”即使柴玲忠實執行了各界聯席會議的決議，學生也未必能聽她的指揮撤出廣場，從而避免六月三日的大屠殺。但不管怎麼說，她必須為她自己在關鍵時刻的表演承 擔歷史的責任。
這不是說她有殺人故意。上面已經說了，我傾向於認為她的“期待流血”之類的大言壯語不過是機械背誦黨台詞，並沒有去仔細想過那是什麼意思，也不相信共黨真 會這麼幹。退一萬步說，即使她真有這意願，那也不能構成我黨濫殺平民的理由。學運從頭到尾都是和平抗議示威，別說與剮了宮中太監的北宋學運相比，就連五四 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 30年代共黨操控的學生衝入政府部門打傷外交部長與教育部長之類的過火行為都沒有。
說到底，作為學運的激進領袖，柴玲的道德責任只在於為了一己安全，不但堅持賴在廣場上，而且發起市民“保衛天安門”的活動，在客觀上成全了當局的大屠殺。 但這行為本身並不構成對當局統治的威脅，毫無武力鎮壓的必要，更不是血洗京城的藉口。柴玲的失誤只是低估了中共政權的兇殘，未能預見到她的求生行為將給人 民帶來何等深重的災難。但對於一個黨的好女兒來說，犯這種錯誤是很自然的。更重要的是，她的錯誤不但是黨教育直接造成的，而且也只有在空前黑暗的中共統治 之下才成其為錯誤。在任何一個比中共極權統治稍微文明一點的威權國家，諸如過去的台灣，南韓等國家，這種行為都不至於引起災難性後果。
但這不能成為偽民運人士維持“八九民運”神話，在海外繼續造神活動，封殺批評，制止對六四國殤進行客觀反思，總結經驗教訓的藉口。迄今為止，我對柴玲這個 曾經深刻影響了億萬中國百姓生活的公眾人物的批判，都是著眼於還原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揭示共黨統治的兇殘，以及使用共黨那套不知妥協，大而無當的政治鬥 爭去對付共黨可能招致的惡果，強調的是新時代的革命家們必須從共黨空前的兇殘性著眼，加強“責任倫理”觀念，在號召人民行動時，必須吸取八九學運的沉痛教 訓，時時處處以蒼生性命福祉為念，民之禍福，長在我心，不要再像方勵之那樣譁眾取寵，輕率煽動人民起來“以鬥爭爭取民主，也不要像柴玲那樣，為了自己的巨 大榮譽不被”上層人士“ “頭面人物”們竊奪，為了逃避17年的黑牢生涯，就輕率號召市民“保衛天安門”期待廣場上血流成河。
不幸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麼想。 20年來，我一直期待著當年的學運領袖出來真誠地向人民道歉謝罪。然而，這些人以及偽民運人士的毫無心肝的反應激怒了我。如果說20年前的柴玲還可以原 諒，如今的柴玲還要堅持維護她的神話形象，為此不惜動用她的雄厚財力搞垮一家非盈利組織，只不過是因為人家拍的電影忠實記錄了她的心聲，那就絕對無法原諒 了。更不能原諒的是，在八九學運發生之後，對我黨可以兇殘到何等地步，海外人士都有了最起碼的感性認識，偽民運頭子居然還有本事在網上盛讚“我們的英雄楊 佳”呼喚“大澤鄉起義！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需要多少年的邪惡文化積累，才能鍛造出這種毫無心肝的”民主鬥士“來？
不知道珍惜民命的“民運”只該破產，以民命為成功代價的野心家們只配被萬眾唾棄。只有當這形成國人的普遍共識後，我們這個民族也才能算是成熟了。
議員講兩個字(即「仆街」)？如果唔會，呢個係我心目中的尺度。」罔顧法律精神，不尊重法治社會，毫無保留地顯露為官者的人治心態，欠理性的表述：「我話係就係」，高度體驗了回歸後，香港大陸化的寫照。